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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          羅振玉與蔡元培

            • 來源:書屋
            • 關鍵字:羅振玉,蔡元培
            • 發布時間:2017-03-04 16:07

              在傳統的歷史文本觀照中,保守而嗜古的羅振玉與蔡元培二人之間似乎毫不相關,了無干系。實則,羅、蔡早年相互賞識,多有共事,維新改良的宗旨目標高度契合;即令在保皇和共和之間各自分途而行,“各為其主”,亦從未公開交惡,傷及情感;甚至在新文化運動高潮之際,二人還一度為了學術與教育而“重修舊好”,共謀國學振興。在蔡元培看來,“羅、王之學”獨步中外,值得大力弘揚;而羅振玉內心,對“領袖群倫”的蔡元培始終懷有敬意,由衷服膺。羅、蔡二人屬同輩,他們在晚清民國的時代舞臺上,粗線條地演繹了那一代文化人在學術與政治當中的離合片段,值得后人細加玩味。

              一

              羅振玉和蔡元培均出生于清代同治年間,按公元紀年,羅出生在1866年7月,蔡則出生于1968年1月,相差一歲有半。蔡乃浙江紹興人,羅生在江蘇淮安,而祖籍為浙江上虞永豐鄉,與蔡為紹郡同鄉,同具浙東文化元素。羅振玉少時讀書頗有靈氣,年十六即考中秀才,后參加鄉試不中,終因家境等原因,“絕跡棘闈”。而蔡元培在科第道路上,中進士,點翰林,官至翰林院編修,令士人艷羨不已,僅就科第層級而言,羅難望其項背。不過,羅振玉術有專精,又具干才,創辦農學社、東文學社,主辦《農學報》、《教育世界》等刊物,主持鄂、蘇等地新式學堂,受到張之洞、端方、榮慶等大員的青睞和信任,出任學部參事、京師大學堂農科監督等職,在清末學界頗為活躍,誠可謂得風氣之先的人物。

              羅振玉和蔡元培相知相識,應是在戊戌年前后。實際上,羅振玉結識諸多越中鄉人,如徐樹蘭、徐惟則等,恰是蔡元培的朋友圈。羅早年意識到辦學堂培育人才乃當務之急,曾經致函蔡等人,希望他們建言地方當局關注此事。羅后來在滬上辦理東文學社,任教南洋公學,與沈曾植等人交游,更與蔡此一時期的經歷頗多交集之處。羅氏創辦《農學報》,每期寄贈予蔡,二人曾就辦刊事宜函札往來,互通心曲。此后,又同在滬上辦學辦刊,時相過從。蔡聞知王國維其人,甚而與之謀面,亦應在此時期。

              這個時期,剛好是在甲午慘敗后中國士大夫幡然醒悟,放低身段,如饑似渴接納西學洋務的特定當口兒。蔡元培在翰林院惡補聲光化電,有如小學生一般,隨即請長假南下,在浙、滬等地開始從事新教育活動,辦學堂、編刊物,補習外文,向新型知識分子轉變。羅振玉基本上也是沿此途徑跨入新紀元的,其能量釋放甚至更早更大:他系統翻譯農學典籍,偏于務實路徑,他編印教育雜志,傳播新教育理念,也發現和帶出了像王國維這樣的學生和助手。更為重要的是,他在蘇、鄂督撫那里建立起活動平臺,展現出不凡的才干,為其后的入京仕途筑牢了根基。同時,他接受了日本經驗,結識了東洋教育界一批主干人士,既贏得先發優勢,也帶來認知局限,眷戀皇權即是其一,以致最終未能走出“中體西用”的格局。

              蔡元培則不然,在向西方學習的道路上顯然走得更遠,在結識了中國教育會內一些激進朋友之后,“翰林革命”已是蓄勢待發,欲罷不能了。可是,他力求不讓自己淪為一個純粹的“黨人”,年屆不惑仍念念不忘長久以來的夙愿——游學西洋,最終踏上德意志的土地,親炙歐風美雨,致使其后來的器局就不可以道里計了。羅、蔡二人早年的交往,最晚應當截止于1907年蔡啟程赴德之時,或可能更早一些,具體已無可考。

              當蔡元培在柏林和萊比錫“苦讀”之時,羅振玉在北京的學部和京師大學堂卻在大展拳腳,顯示出足夠的銳氣和能力,盡管科第層級偏低,但由張之洞保薦的“經濟特科”身份,竟使他底氣十足,當然也是性格使然。他作為學部參事與翰林出身的學部左侍郎嚴修之間就國子監的存廢、部員資質、速成留學等議題展開的激烈爭辯,似乎略居上風。為了保存收儲“大內檔案”(八千麻袋),在京師大學堂主管官員不肯出資的情況下,毅然決定調用他自己分管的大學堂農科經費,亦在所不惜。羅振玉的風格在晚清官場行事,或許不免碰壁,但有強勢靠山為背景,在頹靡的氛圍中未必不是一股清風。難得的是,羅并不滿足于“干才”的贊譽,他對古物的興趣和造詣與日俱增,正在接近這一領域的頂端。這為他在民國建立之后的長期“賦閑”生活,平添了名利雙得的生存來源,也為外界留下一個難解的迷,“體制內的人們”自然不免捕風捉影,一些流言被傳播的像是事實一般。

              二

              辛亥革命給中國社會帶來的實質性變化,好像不如發起者們事后渲染的那樣深刻,皇權在短暫休克之后,以一種更加強勢的姿態回歸,只不過換了新的名號。但當時改朝換代,共和取代帝制,似乎可視為明顯的社會進化。也由此,撕裂了維新時代的半新不舊的知識分子陣營。蔡元培在風云際會的新時代里,以兼具新舊中西的綜合優勢,“大器晚成”,躍居民國首位教育總長,并由此初步奠定了他在民國文化教育界近三十年的領袖地位。僅僅過了數年,當袁世凱隕落之后,蔡在江浙知識分子的擁戴之下,出長最高學府,北京大學的一系列變革,庶幾開創出一個“蔡元培時代”,致使當年稱雄輿論界的梁啟超已然風光不再,而不得不跟著時代走,偏向弄學問之一端(梁漱溟語)。五四新文化運動風起云涌,形成新思潮,而最終影響到社會政治層面,國民革命最終呼之欲出,倒是出乎始作俑者們的意料之外。

              羅振玉和王國維在清帝退位后,選擇避居海外的生活,按羅氏的說法,“不忍見國門”,似乎很講氣節的樣子。羅并非清廷重臣,雖一度為部曹,畢竟君恩遼遠,沉寂下僚,做出如此激越姿態,在新、舊陣營均有認定其矯情者在。不過,我們瀏覽王國維的心路歷程,看他的書信,看他的結局,那種消沉悲觀,那份對文化正統的堅守,還真的難以虛無論之。以王度羅,盡管身份地位格局均有所不同,但作為摯友幾十年的交往,不可能全然偽飾,即是像外界所云羅氏心機重,在深層價值方面,羅、王一體的觀察大致不錯,而羅對于王施與影響的成分顯然更大些。即是說,羅迷戀清帝的操守和他癡情古物的嗜好之間,似乎有著某種合理自然的鏈接。如果這樣的解讀可以接受,那么對于羅振玉其人諸多方面的評論就可心平氣和得多了。

              羅振玉于辛亥年晚些時候東渡日本,擇京都僻地旅居數年,王國維隨行。其間,他們與日本漢學界建立起頗深的關系,也為羅編印古書物打開了市場。這段時間,所謂“羅、王之學”漸成氣候,初露“顯學”苗頭。在這一點上,羅、王與東洋漢學界彼此借重,相得益彰,是毋庸諱言的。但是,羅振玉深研國學,不能離開鄉土根基,他的數度返國省親、游歷,到曲阜到安陽到洛陽等地,既有功利動機,亦含戀古情結。當王國維先期返國,在滬定居后,儼然就是身居京都的羅振玉的國內通訊聯絡員。1916年之后幾年里王致羅的書信量大而頻繁,舉凡國內政情、友人動態、書物考證、字畫鑒別、販書信息、書畫估價乃至家庭細故等等,無不流諸筆端,詳加通報。內中,既有如羅繼祖先生所說的學術研討,亦不乏書商話語。避居東邦的羅振玉,內心不免糾結于留還是歸?而此時,蔡元培在最高學府倡揚學術自由,兼容并包,對“羅、王之學”倍加看重,至少某種程度上舒緩了羅在辛亥后的失落心理,對其決心返國構成召喚因素之一。

              蔡元培與科舉同年張元濟(菊生)可謂契友,每每出洋返國或南下北上,必在上海與張晤談。而羅振玉與張元濟的商務印書館之間不僅有業務關聯,二人也有相當交誼。應當說,蔡元培對于羅、王及其學問的了解有著可靠的渠道。他主持北大,網羅學術人才,推進“高深學問之研究”,羅振玉和王國維早已進入擬邀聘的名單之中,只是礙于海天之隔,一時難以遂愿。1918年春,羅振玉因賑濟旗人事宜入京,4月29日,蔡元培校長前往拜訪,兩位昔日的友人得以重逢敘舊。蔡正式邀請羅、王來北大任教,羅對此次晤面頗感興奮,于次日致函蔡,表白心跡:

              鶴卿先生閣下:昨在春明得親塵教,十年之別,一朝握手,喜可知也。先生主持國學,領袖群倫。在昔濟南遺老存遺經于將絕之余,北海鴻儒傳盛學于炎劉之末。以今方古,先后同揆。弟憂患余生,飾巾殆盡,乃承不棄,令備教員。聞命之余,亦深愧恧。蓋即槁之木,宜見棄于匠人;而庸下之才,忽鑒賞于君子。再四思維,唯有敬謝。加宜還移匪易,又第四兒婦病癆甚危,計欲送之返國。又慮中途或生意外,方寸亂劣,衰病為增。凡此情形,悉非虛飾,尚祈鑒宥。許以避賢,臨穎主臣。言不盡意,此請著安,諸維照鑒。弟振玉再拜。

              此函其后刊載于《北京大學日刊》,公之于眾。羅振玉雖然婉拒,但蔡元培和北大方面釋放出足夠的誠意,羅亦投桃報李,撰寫數千字長文《古器物學研究議》,于同年九、十月間在《北大日刊》連載,他甚至有意借助北大之力建立一古物研究所,以便妥善保存西陲古籍和大內檔案之類典籍(參見孟繁茂:《關于王國維致羅振玉的一封信》)。而蔡元培和北大方面對于清大內檔案的收存與整理,以及1922年正式成立北大國學研究所,均可見到最高學府與羅振玉之間的相互呼應與默契。該研究所聘請羅、王為通信導師,二人終于雙雙應聘。在此過程中,羅率先接受北大的“厚意”,進而直接影響到王其后的轉變。

              三

              其實,早在1917年秋,蔡元培便通過王國維的舊時同窗、時任北大教員的馬衡(叔平)函邀王氏北來任教。王國維對于北大此舉頗為重視,曾先后商之于羅振玉、沈曾植二位。沈持贊同意見,“謂其可允,其如有研究或著述事囑托,可以應命”。羅的態度稍嫌曖昧,然尚無反對之表示。倒是王本人囿于某種“障礙”,難以躍入新天地,所謂“我輩乃永抱悲觀者,則殊覺無謂”,多少透露出對于“北學之事”曾存有“道不同不相為謀”的心理。王國維婉言回絕了北大的邀聘。翌年,北大再次函邀,王仍舊婉辭。稍后他致信羅振玉謂:“前此亦屢以己不能離滬為辭,未嘗言及哈園事也。”此時,王開始兼任設在上海哈同花園內的倉圣明智大學教授一職。

              此后,直至1921年,王國維對北大的“頻年孜請”才作出較為靈活的回應。2月間,他復函馬衡稱:俟南方諸事略作整頓后再北上,以“略酬諸君雅意耳”。在此之前,北大方面加大了邀其“出山”的力度,先后托請羅振玉、張爾田(盂劬)諸人促王應聘。值得注意的是,當羅振玉率先應允北大的邀聘之后,王國維在此問題上的態度即明顯松動。同年12月,王致函馬衡,商洽請北大諸人集資影印《唐寫本切韻殘卷》事宜。1922年初,北京大學成立研究所國學門,蔡元培兼任所長,沈兼士任主任。隨后,校方正式致函王國維:“今春設立研究所國學門,擬廣求海內外專門學者指導研究。校長蔡元培先生思欲重申前請,……先生以提倡學術為己任,必能樂從所請。”由于研究所導師不必來校授課,研討問題可用通信方式,王氏居滬不受影響,因而“萬難再卻”,終于應允。其實,仔細考量這段時間王與北大的關系,王并非一味被動,他對北大尚有些許朦朧的希冀,這便是致函羅振玉時所謂:“保此一線關系或有益也。”

              王國維與北大的聯系多以馬衡為中介,與校長蔡元培似無緣接觸。其實,蔡、王于1923年暮春時節在上海曾直接往還,此事尚鮮為人知。據蔡氏日記載述:“四月二十六日,往愛儷園。訪王靜安住址不得,但知其仍往園中授課,因投以一函,囑約期晤談,擬借《隸縝》,并托購日文《陶偶錄》。”“四月二十九日,王靜安來。”“五月一日,看靜安。彼對于西洋文明很懷疑,以為不能自救(因我告以彼等已頗覺悟),又深以中國不能防止輸入為慮。我詢以對于佛學之意見,彼言素未研究。詢以是否取孔學,彼說大體如此。彼以為西人之病根在貪不知止。彼以為科學只可作美術觀,萬不可應用于實際。”這是一則彌足珍貴的史料,其時,蔡辭職離京返滬,主動造訪王,二人曾作內容廣泛的長談,蔡撮錄了王氏觀點,卻未加一字點評。從若干跡象推斷,這應是二人最末一次晤談。

              在北大倡揚“學術至上”的蔡元培,將“學詣”作為聘用教師的唯一標準,像羅振玉、王國維這樣有成就的學者,自然在其延攬之列。至于他們的政治立場如何,則屬于個人選擇,只要無礙教學及研究,悉聽尊便。這種合乎“世界各國大學通例”的做法,頗贏得各方贊譽。羅振玉內心很清楚“蔡之宗旨與我輩不合,其虛衷則可嘉”。羅、王在北大任通信導師期間,指導了若干學生,撰發了多篇專業論文,扶掖數名有潛質的青年學者,大體說來,不負北大的期待。但他們與北大之間總是呈現一種若即若離的關系,對于五四新文化發源地的最高學府,內心多有保留。隨著校長蔡元培的辭離,加之王、羅又先后入值南書房,成為遜帝溥儀的近臣,二人與北大的緣分也就差不多走到了盡頭。

              四

              1928年以后,蔡元培出任國民政府中央研究院院長,在該院發布的有關科學研究例行報告等文獻中,涉及考古學部分尚提及羅振玉、王國維的開拓之功,對于他們的學術貢獻給予充分肯定。而羅振玉在溥儀出宮以后,極力施以影響,最終形成偽滿局面,為民族主義者所不齒。羅氏晚年曾與孫輩談及蔡元培,頗懷好感(見羅繼祖《庭聞憶略》)。1940年,在中華民族抗日戰爭最危難的年份,3月初,蔡元培在香港辭世,5月中旬,羅振玉在旅順病故。戊戌一代知識分子相繼謝幕,短短幾十年間,他們所演繹的人生軌跡,卻呈現出不同脈絡。

              羅振玉和蔡元培可謂二十世紀中國文化人中的重量級人物,二人在不同領域各有建樹。羅振玉的古物學研究,使得積貧積弱的中國在國際漢學界保存了一席之地;他對于王國維的識拔和引導,本身就是一份難得的學術奉獻;他的好古存古,就中華文化而言,功在當時,遺香久遠,后代將受益無窮。蔡元培屬于開一代風氣的文化人物,在二十世紀前半葉的若干年內,他在文化教育界的影響力巨大,化育了差不多一代讀書人;他所引領的將現代中國融入世界發展主流的基本方向,策勵著一代又一代中國知識分子為之不懈努力前行,仍舊構成時代主題。

              有趣的是,在現實生活中,蔡元培幾乎被塑造成了一個“完人”,謙謙君子,有容乃大,一生無緋聞,尊享大名而謗未隨之,甚是難得。羅振玉則不同,其生前后世,口碑不佳,既疑似事實,又以訛傳訛,甚而誅心之論比比皆是。羅自日本返國寓居津門近十年,幾乎就是在飛短流長中度日,雪堂公真的練就了一身“刀槍不入”的功夫,依舊我行我素,想來亦頗為不易。遜帝小圈子內的明爭暗斗,難免有人施放冷箭。一介文人而家資不菲,古書畫流轉海內外,局外人不明就里,疑云重重也屬常情;國人痛恨日本侵華,而多年與東洋友人過從甚密,無分文人軍人,觸碰了大忌;王國維自沉而死,臟水卻潑向羅振玉,無根之謠滿天飛,羅百口莫辯,至今尚一頭霧水,而少有人顧念那稀見的摯友情。

              如果說,世人待羅振玉不很公平,多少也有些咎由自取,他太精明,太干練,成于斯亦毀于斯。羅氏依傍遺老遺臣小圈子,當年在社會主流話語中明顯居弱勢,他們越是以氣節自重自炫,越招致人們嘲笑戲謔。僅秀才身份的羅氏,被遺老們視為不夠資格,更是腹背受擊,頗為吊詭。作為歷史人物,羅振玉的方方面面值得細加探究,許多疑難尚待破解。就此而言,蔡元培那種虛懷若谷、取人之長的遺風值得借鑒、弘揚。

              張曉唯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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